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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知|现在还有人在琢磨如何设计办公室才能让你更爱工作

时间: 2025-12-07 16:11:41 |   作者: 曲棍球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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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愤世嫉俗一下】“走进怎样的办公空间,我们会重新涌现对工作的热爱”,这句线 年前后,那时候谷歌硅谷办公室还是全世界办公空间创新设计的麦加。很难想象,现在还会有人如此认真地探讨工作场所的效率问题。全世界不都已经识破“狗屁工作”了吗?并且躺平了吗?牛马为何需要看资本家怎么利用办公空间 PUA 你的工作?然后给你讲如何提升效率和创造性?为的是给资本家挣更多的钱,然后让老板坐邮轮去南极吗?只要你好好工作,明年老板没准就能上外太空了!

  【好了现在可以正常说了】确实有人还在探讨办公室的创新问题,如何在新的技术条件、新的人际社交背景、新的意识形态下,建构新的办公空间,当然,目的还是效率和创造性,让你的工作更有趣,更高效——更愿意把自己与工作捆绑在一起。

  资本主义和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周期性的,当一部分的我们沉浸在意识形态里不能自拔的时候,另一部分的我们还应保持警惕,留意最新的一些变化,发现新的潜在的可能性……而且,很显然,现代社会构建于进步主义的基石上面,你可以批判进步主义带来的弊端,但你不能完全放弃进步和进步所包含的整个社会的逻辑体系——这就是文明本身。

  在2020年春疫情暴发之前,现代办公室的重构就已然在不知不觉中成形,悄无声息。改造过程大多是由办公场所设计领域的专业技术人员暗中进行的——建筑师、战略咨询师、房地产顾问和开发商,他们默默又谨慎地尝试着新型的灵活空间形式与移动技术。然而大规模的公司的领导者大部分还坚守着传统的办公室模式,弹性或远程办公也往往得不到董事会的官方认可。

  而疫情的冲击把一切搬上了台面。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远程办公在一夜之间普及,有关未来工作形式的话题也瞬间从职场生活的边缘来到大众议题的中心。人们还会回到办公室吗?空荡荡的商业区会变成啥样子?我们真的能在家中长时间高效工作吗?严肃的主流媒体发表了大量社论,探讨办公室的命运或消亡;电视和广播节目探讨了这样的一个问题;社会化媒体上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争论。

  在公司董事会内部,高管以前会将工作场所规划设计交给较低级别的下属,如今却前所未有地关注办公室资产配置的重新调整。正如欧洲一家大型银行的不动产项目负责人告诉我们的:“疫情前,我每年和首席执行官开一次会。我会穿上西装,来到高管区,走完整个正式议程,然后离开。现在,我每周都要和首席执行官视频通话,讨论办公室的未来。”公司领想知道的是疫情危机后他们要多少办公空间来维持业务运转,以及回到办公室的员工对设计与设施有什么要求。这些都不是容易回答的问题。

  随着大型雇主、政府机构、工会或专业协会不断发布关于未来办公室变化的新公告,一股变革旋风席卷而来,使得整体局势愈发难以琢磨。不过,我们渐渐看到不同的组织行为开始呈现出一些清晰的模式。换言之,疫情后,形成了两个对立的阵营。

  一边是“坚定回归派”——这一些企业心安理得地要求所有人回到办公室,仿佛疫情从未发生过。他们对远程办公的意义持怀疑态度,坚信创新、培训、指导等更高价值的人际活动只能面对面进行。但在推崇实体办公场所,将之视为业务繁荣的关键的同时,他们也承认办公室需要经过一定的重新规划才能为回归的员工所接受。

  另一边则是“捍卫选择派”——这些组织机构追求改变的可能性,允许员工在任何地方办公,让灵活性与选择权成为新型办公场所理念的基石。他们认识到后疫情时代的工作场所已经不是家庭或办公室的二元选择问题,而是需要开发更复杂的灵活选择方案,以助企业创建与执行多种工作模式。在这两极之间,我们正真看到的是大大小小的公司各种各样的做法。

  “坚定回归派”被认为是纯粹技术进步的勒德分子,然而他们坚称自身只是切实认识到了员工同地办公对建设学习文化的重要性。疫情期间“贴身观察式”培训指导的缺失一直是各大公司尤其是金融公司、律师事务所面临的主体问题。高盛的首席执行官大卫·所罗门(David Solomon)最先将远程办公定义为需要尽快纠正的“非正常现象”。花旗集团首席执行官简·弗雷泽(Jane Fraser)也通过《金融时报》表示:“每个人最终都会回到办公室。我认为从文化角度来看,比如学徒制、归属感,人们聚在一起效果更好。”摩根大通首席执行官杰米·戴蒙(Jamie Dimon)同样质疑了远程办公的合理性。“这要如何培养文化与精神?员工怎么能学到东西?”在戴蒙看来,“大量工作成果并非诞生于正式会议期间,而是形成于会前或会后——正是在这些非正式场合中,员工们交流灵感,最终推动项目落地。”

  “坚定回归派”会援引大量员工调查,这些问卷显示在最初的远程办公蜜月期后,人们开始难以适应这种模式,并渴望回到办公室。微软的一项趋势调研将这种变化形容为“数字疲劳”,因为员工在家中的上班时间慢慢的变长,没固定的通勤时间来划分每天的界限。不过这项调查也表明,回到办公室绝不意味着回到疫情前噪声大、密度高的开放式空间,这在目前都被认为是不利的因素。

  显而易见,办公室需要为回归派重新设计,增加边界与隐私。假以时日,我们在全世界疫情伊始看到的临时性社交距离解决方案——单向通道系统、原始的办公桌间距——有必要被真正有益健康的办公室设计取代。尤其在雇主强制要求下,回归办公室的员工有极大几率会出现信任问题。如今许多企业都忙于升级自己的场所与系统,以提升雇员的安全感和价值感。

  “捍卫选择派”采用的是任意地点办公模式,这同样面临着多种挑战。这一些企业信任自己的员工能够正确选择工作的地点与方式,但同时也必须调整领导模式以支持这种改变,并遵循更加以客户为中心的原则来改善员工的体验和参与度。以选择为导向的公司将见证所谓的“全渠道员工”在团队中崛起,这一群体会使用移动电子设备与云端技术在任何他们都以为最有效的位置或环境接入工作。

  那么“捍卫选择派”都有哪些公司呢?瑞典音乐流媒体平台声破天(Spotify)允许自己的6550名员工自由选择全职在办公的地方或在家办公,或是两者结合。声破天也正在重新设计办公空间以满足员工对安静环境、共享办公桌、协作区域的需求。美国软件公司赛富时(Salesforce)则为员工提供了三种可选的未来工作模式:弹性、完全远程、以办公室为主。弹性方案允许员工每周来办公室三次,处理无法在线完成的任务。赛富时总裁布伦特·海德尔(Brent Hyder)评价道:“沉浸式工作空间不再局限于大楼里的一张桌子。朝九晚五的工作制已成历史;而员工体验的真正内涵,远非乒乓球桌和零食福利所能涵盖。”

  商业交流平台Slack给予了员工更多的上班时间选择权,1600多名员工中的大多数人都适用永久性的弹性工作政策。社会化媒体巨头推特也表示所有员工都可以“永远”在家办公。推特很早以前就有实施永久性居家办公政策的倾向,疫情加速推进了这一转变。2018年,首席执行官杰克·多尔西(Jack Dorsey)向所有员工发送了一封电子邮件,鼓励他们在家工作,因为他在自己尝试之后发现这样做的确有助于提高生产力。

  部分专家将“全渠道工作”类比于全渠道零售,也就是无论你在实体、线上商店购物还是选线上购物线下提货,都能享受到一对一的无缝客户体验。我们的研究显示,由选择主导的企业倡导的全渠道工作时代马上就要来临,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办公楼资产将会以不同的方式被使用。我们预计办公室仍将是工作的重要渠道,但会在由多工作渠道构成的更广泛的生态系统中得到优化。下方图表列出了主要的工作渠道,并根据重要性进行了划分。

  “目的地办公室”将会是创造文化、建立社会资本,并与组织机构的使命和价值观产生联结的地方;“培训办公室”提供专门的学习指导环境;“专家办公室”能够很好的满足生产与研发活动对人员在场的需求,比如生命科学实验室设施或24小时媒体新闻编辑部;而与疫情前相比,“家庭办公室”渠道将在工作生活中发挥更突出、持久的作用,但全渠道员工也可以再一次进行选择其他方案。

  “灵活办公室”指的是共享办公空间的会员资格及全市范围内别的形式的空间服务;本地“卫星”办公室以中心辐射模式设立在住宅区附近,以便减少通勤时间;企业也会尝试“移动办公室”来为当地员工提供便利;而在“客户站点”“行业交流办公室”中,工作会变得更普遍,后者这样的特定行业俱乐部、协会是21世纪的同业公会,全渠道员工可以在其中与同一专业领域的同僚建立联系。

  尽管“坚定回归派”和“捍卫选择派”最引人注目,但随着全世界疫情的持续,其他群体也慢慢的出现。有一类组织机构,我们叫做“空间修整派”,他们决定不浪费危机中的有利一面,将疫情视为千载难逢的机会,以重新合理化自己的不动产投资方案。在多数情况下,他们的主要诉求是减少办公面积、降低物业成本,这亦是各企业长期以来的第一个任务,不过也有一些“空间修整派”试图为员工创建灵活性更好动态、以团队为基础的工作环境。

  英国最大的地方报纸出版商之一里奇(Reach)宣布,将关闭其国内大部分办事处,只留下15个办公处,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他们刊印发行的大部分地方报纸都不再设立本地编辑部。里奇让大批记者永久性地居家办公,除了保留贝尔法斯特、伯明翰、利兹和曼彻斯特等主要城市的中心办公室以供开会使用,全国各地的办事处都被大量取消。劳埃德银行集团(Lloyds Banking Group)也类似地计划缩减20%的办公空间,因为68000名员工中有多达77%的人希望今后每周至少三天在家工作。该行首席财务官威廉·查尔莫斯(William Chalmers)表示,劳埃德将确保办公室为团队合作提供更多空间,而不是仅仅让员工独自坐在办公桌前。

  汇丰银行在空间调整方面更进一步,宣布放弃伦敦等全球各大城市40%的办公室,仅完整保留其在金丝雀码头的总部。英国石油公司也推出了一种新型混合模式,名为“BP工作生活”,为员工提供更“灵活、有趣、动态”的工作方式,允许他们有40%的时间居家办公。纵观整个企业格局,大型机构都在试图寻找机会,通过削减传统工位配比、增设多功能协作设施,以期实现空间资源的“腾笼换鸟”与价值重构。

  然而缩小规模与合理化配置并不是全部。我们注意到慢慢的变多的企业在新技术上进行重大投资,试图通过“混合办公+”模式抢占未来先机——增强现实(augmented reality, AR)、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VR)及扩展现实(extended reality,ER)正从边缘走向核心,重塑办公场景的底层逻辑。例如美国银行就与初创公司Strivr合作,采用VR进行职场培训;专业服务提供商巨头普华永道计划斥资7500万英镑,以咖啡馆风格的会议区重新设计办公室,并为员工配备数千套VR耳机;富达国际(Fidelity International)的高管已开始尝试使用VR会堂,在虚拟环境中来回走动,回答同事提问;瑞士银行瑞银集团(UBS)向其驻伦敦的交易员发放了智能眼镜,号称可以让居家的员工重新感受身处交易大厅的体验。

  不过大规模技术投资的目的,并不仅仅是在物理与数字的混合世界中提升员工的体验和参与度,更是为了抓取数据,并将之用于各方面业务的决策上。我们见证了企业如何精进自身的数据分析能力以更好地应对疫情,根据实时信息调整工作场所。丰业银行的W4ECO项目就是以数据驱动的方式调整工作环境的绝佳案例;职业社交网络站点平台领英也使用了名为“闪烁”(Glint)的数字调查工具来收集有关员工工作情况的数据。

  鉴于大型公司的规模和资源及其所拥有的不动产顾问团队,人们可能会认为这一些企业最易确立新型混合模式,以推动员工安全返岗。然而事实并非如此。2021年夏天,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宣布了一项新政策,要求所有员工从初秋开始每周一、周二、周四回到办公室办公,但几周后该计划就被搁置。谷歌、优步和微软也被迫放弃了召回员工的安排。相较之下,不动产咨询公司世邦魏理仕(CBRE)在2021年夏天对130家公司做的调查显示,员工不足百人的小型公司在推动员工重返办公室方面的速度远超大规模的公司——前者已有80%完全恢复满员状态,而后者只有三分之一。与大公司一样,小企业也对办公空间实施了关键性调整以满足员工的新需求,吸引人们回到办公室——尽管它们的改革预算要低得多。

  总而言之,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全球疫情后的办公空间重置企划,体现了一系列全新的设计体验价值观。让工作环境变得更加健康,显然是企业急于为员工回归铺平道路的首要任务。哈佛学者约瑟夫·G. 艾伦(Joseph G. Allen)和约翰·D. 马科姆伯(John D. Macomber)合著了《健康建筑:室内空间如何推动绩效与生产力》(Healthy Buildings: How Indoor Spaces Drive Performance and Productivity, 2020)一书,他们认为有以下九个关键因素需要考虑:通风、空气质量、热舒适度、湿度、灰尘与害虫、安保、水质、噪声及采光与视野。鉴于病毒主要通过空气传播,通风与空气质量更是重中之重。

  2021年5月,相关领域的全球顶尖科学家呼吁对建筑物内的空气质量加强监管,以减少疾病的传播。他们严厉指出现行规范存在重大漏洞,如当前办公楼的通风系统水平堪比19世纪的水质卫生状况。此后,围绕空气控制与过滤技术的倡议便一直是工作场所规划的一部分。然而,建造更健康的办公室,并不仅仅关乎技术系统或身体健康,还关乎文化建设和心理健康问题。如果雇主专注于办公室基础设施,而忽略了与心理舒适度、团队认同感、领导风气相关的更广泛的行为考量,那么就很有可能意识不到办公场所有益于生产效率的关键性因素。

  与办公室健康相关联的,还有可持续性——人类和地球健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根据新能量科技公司(Next Energy Technologies)在加州发布的报告,员工不仅坚持他们对更健康、可持续工作环境的要求理应得到重视,还将两者之间的相关性提升至前所未有的高度。全球疫情期间,危机管理成为优先事项,公司对绿色办公环境的承诺停滞不前,而如今房地产开发商及业主都在关注零碳目标,抓紧机会实现可持续的变革——不仅针对新建筑,还包括各种翻修工程。

  在工作场所中添加绿色设施也属于“再利用、维修、回收”的循环经济模式。例如,伦敦的黑修道士刑事法庭(Blackfriars Crown Court)就正在被改造为一处绿色的商业社区空间。这一项目将创建欧洲最大型的城市屋顶花园之一,占地超过半公顷(1.4英亩),可供大批公众自由进入,并为伦敦实现绿色化、生物多样性、可持续发展的宏大目标做出重大贡献。与此同时,米兰的里佐利(Rizzoli)工业区也在通过名为“欢迎”的可持续发展项目进行复兴,将筑成所谓的“未来亲生物工作场所”。这个地标项目由日本隈研吾建筑都市设计事务所的建筑师设计,将办公室和社会设施安排在新建的公共广场周围,绿植露台向下延伸至一座开放式公园。

  除了努力建设更加健康、可持续的办公场所,我们还可以期待工作空间向支持灵活工作方式的混合模式调整,提供更具包容性的环境以满足不同年龄、能力、信仰、背景的人的需要。早在疫情前,这种“一刀切”的办公室设计就已不再适用,现在更是完全过时。疫情严厉审视了经济与健康上的不平等现象,敦促职场领导者严肃对待多样性问题。疫情危机也给许多公司的创新活动按下了暂停键:企业以战时状态在连续封锁期间维持运营,真正的创造力还是受到了抑制。如今,商界领袖们日益形成共识:员工重返办公室应当同步重塑创新型工作环境,以激发创新活力——从而持续催生企业急需的新锐创意。

  若要使其更有利于创造性思维的生发,办公空间需要经过深思熟虑的设计。神经科学研究表明,光线、色彩、艺术品、天花板高度、空气流动及舒适度与互动水平都是能够刺激创新的因素。曲线也很重要——圆形环境通常比有棱有角的工作场所更能激发发散型创造力。正如曾任英格兰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的安迪·霍尔丹(Andy Haldane)对《金融时报》所说的:“接触全新事物,获得不同体验——声音、气味、环境、思想、人员——是创意火花的关键来源。”

  麦肯锡公司位于霍尔本的伦敦办事处由莫里史密斯(MoreySmith)事务所设计,并于2021年启用,是创意空间的典范之一。专业服务公司的传统形象是厚重的大门、紧闭的房间和长长的走廊,这些都变成了可供1800名员工使用的明亮空间。为了培养创造力并加强与客户的协作,麦肯锡的新办公室充满了自然光,并由概念性的霓虹灯艺术点缀。在这个项目及全球各地无数的其他项目中,我们能够正常的看到新型办公室的设计轮廓——绿色、健康、灵活、包容、创新,完美融合实体与数字工作。在疫情之后,我们是否终于抛弃了1920年代的工厂式办公室遗迹,实现了工作场所的重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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