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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研究领域最著名且极具冲击力的图绝对是“冰球杆曲线世纪陡升，这被IPCC第三次评估报告采纳，并成为全世界变暖的标志图。
针对“冰球杆曲线”，反气候阵营先后以数据、统计、同行评审为由发起学术-媒体-国会多线攻击，包括Soon/Baliunas、McIntyre/McKitrick、巴顿-韦格曼调查等，但均被后续研究、NRC报告和二十多条独立重建的“冰球杆曲线”证伪。
目前国内多将hockey stick curve翻译为“曲棍球杆曲线”或者“曲棍球曲线”，这是早期翻译对北美运动项目缺乏了解，以讹传讹所致，需要纠正。
伪科学传播有强大金援与政治护航，谣言持久，尽管“冰球杆曲线”被证明没问题，但没有硝烟的气候战争还会持续较长时间。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三次评估报告所用的“冰球杆曲线”
气候研究领域最著名且极具冲击力的图绝对是“冰球杆曲线”，这条曲线基于迈克尔·曼（Michael Mann）等人1998年在Nature上的文章(Mann et al., 1998)，以及1999年在GRL上的文章(Mann et al., 1999)绘制。冰球杆曲线的形状令人过目难忘——从公元1000年到1900年，全球平均气温呈现出缓慢而轻微的下降趋势，宛如冰球杆的长柄部分；然而，进入20世纪后，气温却如同被施了魔法般急转直上，形成了冰球杆前端锋利的冰刀（blade）。这一直观的视觉上的冲击，迅速吸引了全球科学家和政策制定者的目光。
首先我要纠错一下，目前关于Hockey Stick Curve，在国内的翻译一般为“曲棍球杆曲线”，或者“曲棍球曲线”，只能说最早的翻译对美式运动不了解。hockey有两种，一种是ice hockey，翻译为冰球，一种是field hockey，翻译为曲棍球，两个杆有些类似，但区别也很明显。北美的ice hockey运动更大众，说起hockey时默认就是冰球。关于这一点，我专门问了迈克尔·曼本人，问他在发明这个词的时候，指的到底是哪种球杆，他回复是ice hockey，所以应该以此为准。国内最早翻译的人用了“曲棍球”，然后以讹传讹直到今天，目前很多教材和文献里也这样用，建议后面都纠正过来。
冰球vs曲棍球，在北美地区冰球更为大众，因为能现场打架，现场也更为火爆
1999年，冰球杆曲线在政府间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第三份评估报告中崭露头角。IPCC在其报告中精确指出，根据冰球杆曲线年代很可能是过去一千年中最温暖的十年，而1998年则是最温暖的年份”。这一结论为全球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的政策制定提供了关键的科学依据，也使得冰球杆曲线成为了气候科学领域最具代表性的符号之一。
冰球杆曲线的出现，犹如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巨石，引起学术界和社会领域的滔天巨浪，遭受了来自反气候群体的猛烈攻击。2000年，在IPCC第三份评估报告尚未正式对外发布之前，弗雷德·辛格（Fred Singer）的组织“科学与环境政策项目”（SEPP）在美国华盛顿国会山组织了一次新闻发布会。弗雷德·辛格在会上对IPCC草稿中关于气候观测的章节提出质疑，特别是对气候变暖在千年尺度上的异常性结论表达了不同意见。为此，弗雷德·辛格还邀请了瑞典古气候学家维比约恩·卡尔伦（Wibjörn Karlen）来支持他的观点。断言冰球杆曲线既没有体现中世纪温暖期（10–13世纪，Medieval Warm Period, MWP）也没有体现小冰期（14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Little Ice Age，LIA）。新闻发布会发表相关声明“我们不接受这一点。我们对此提出挑战”。
科学与环境政策项目（SEPP）成立于1990年，其创始人和核心人物是弗雷德·辛格，该组织的主要立场和活动是质疑人类活动是全球变暖主因的科学共识，并反对基于此共识制定的环保政策（如《京都议定书》和《巴黎协定》），其资金大多数来源于埃克森美孚等化石燃料公司。
线年，当年威利·宋（Willie Soon）和莎莉·巴利乌纳斯（Sallie Baliunas）在《气候研究》杂志（，影响因子1.5）上发表了一篇文章(Soon and Baliunas, 2003)。这篇文章综述了之前的多篇研究，证明中世纪暖期的全球温度高于20世纪，以此来质疑冰球杆曲线的结论。文章发表之后，迅速成为反气候群体的“弹药”，时任美国小布什总统的环境质量委员会主席菲利普·科尼（Philip A. Cooney）随即向美国副总统办公室发送一份备忘录，建议在环保部环境状况报告中引用这篇文章，从而为美国政府弱化气候行动和退出《京都议定书》寻求支持[1]。
威利·宋和莎莉·巴利乌纳斯再接再厉，在另一个偏政策类的杂志《能源与环境》（Energy & Environment，中国科学院SCI期刊分区4区，影响因子5.6）发表了更长的文章(Soon et al., 2003)，这篇文章迅速得到媒体广泛报道，“Soon和他的同事们得出结论，20世纪既不是过去1000年来最温暖的世纪，也不是最极端的世纪。”[2]威利·宋和莎莉·巴利乌纳斯将中世纪温暖时期归因于太阳辐射的增加，并认为太阳辐射的减少导致了小冰河时代，太阳活动是主导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的主要原因。
气候科学家出离愤怒了，多名气候科学家批评了这篇文章，指出文章引用了他们的研究结果，但是却故意对结果进行了扭曲，并且对中世纪冷暖的判断纯粹基于主观判断。例如亚利桑那大学树木年轮和古气候研究专家马尔科姆·休斯就指出论文“从根本上误解了，并且包含了许多严重的错误”。媒体也懵了，他们征求熟悉威利·宋和莎莉·巴利乌纳斯论文所讨论问题的气候科学家和古气候学家的意见，于是迈克尔·曼在Eos杂志上发了一个声明[3]，这个声明的联署作者共有13名气候科学家，这13名科学家的文章都被威利·宋所引用，并且被用来说明中世纪更暖，在Eos杂志声明里这13名科学家提出他们的结果得到了扭曲。Eos论文主要聚焦于三个要点：1）树木年轮等资料对温度和降水都很敏感，威利·宋所用的代用资料更多反映的是降水和干旱的指标，而不是反映温度的指标；2）威利·宋的文章将区域气温变化视为全球变化，并且没有试图证明它们在世界各地同时发生；3）威利·宋以整个20世纪的100年的平均状况为基准期，这根本没办法反映出20世纪后半期温度飙升的现实。
在方法上很有问题的文章为什么能在正规杂志发表？《气候研究》杂志的负责人奥托·金内（Otto Kinne）向负责这篇论文审稿的编辑克里斯·弗雷塔斯（Chris de Freitas）索要了同行评议的审稿记录，显示流程在形式上没问题，审稿人提出了修改意见，编辑进行了评估，作者进行了论文修改。可是为什么真正的专家却一致认为有问题呢？唯一的解释就是编辑有意将文章给了有倾向的审稿人送审。对这种的不规范行为，《气候研究》10名编辑中有一半人辞职，以抗议该期刊同行评审的不规范。
风暴持续袭来，2005年2月12日，斯蒂芬·麦金太尔（Stephen McIntyre）和罗斯·麦克基特里克（Ross McKitrick）在《地球物理研究通讯》（GRL）上发表文章(McIntyre and McKitrick, 2005)，对冰球杆曲线展开进攻。他们指出，冰球杆曲线存在“数据汇编错误、不合理的数据截断或外推、过时数据、错误的主成分计算、地理位置错误以及其他严重缺陷”(McIntyre and McKitrick, 2005)，看起来问题多多。这些指控迅速被反气候组织所捕捉，并被夸大为冰球杆曲线完全不可信的“证据”。
这里要稍微介绍下这两位作者，斯蒂芬·麦金太尔是一位退休的矿业顾问，曾经是加拿大一个矿业勘探公司的董事，反气候博客“气候审计“的创始人和编辑，因质疑科学界而被“新政治家”评为“2010年50个重要人物”中的第32位。罗斯·麦克基特里克是一位经济学家，在加拿大圭尔夫大学任教，担任游说机构弗雷泽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和全球变暖政策基金会（GWPF）学术咨询委员会的成员，2002年出版的反气候科学作品《风暴来袭：全球变暖的混乱科学、政策和政治》(Taken by Storm: The Troubled Science, Policy and Politics of Global Warming)荣获唐纳奖第二名（由加拿大最大的基金会之一唐纳加拿大基金会颁发）。
他们的文章发表之后，媒体迅速跟进，除了麦金太尔和麦克基特里克论文中的指控外，有些媒体还继续煽风点火，美国报纸《今日美国》（USA Today）在社论里说到“迈克尔·曼从未将他的数据在线公开，许多早期研究人员也未公开。这本身就对联合国气候变化小组的科学程序提出了质疑。”（Mann never made his data available online, nor did many of the earlier researchers whose data Mann relied upon for his research. That by itself raises questions about the U.N. climate-change panel’s scientific process）。Mann迅速联系《今日美国》编辑，向他们说明数据在公共网站上是可以下载的。《今日美国》在两周之后才发布了一则晦涩的更正说明。弗雷德・辛格更是试图依据麦金太尔和麦克基特里克论文向《自然》杂志施压，要求其撤回迈克尔·曼1998年在《自然》杂志上发表的“冰球杆曲线”论文。
McIntyre论文指控的焦点是主成分分析方法，McIntyre的文章指责冰球杆曲线在计算主成分时，故意用1902-1980年的数据对序列进行均一化处理，而不是传统主成分分析用整个1400-1980年的数据来处理，如果用后者对数据来进行处理后，得到的主成分里就没有曲棍球杆的特征。甚至对一组随机数（）按照迈克尔·曼的办法来进行主成分分析，也能得到类似的冰球杆序列出来，由此说明迈克尔·曼方法有问题。
McIntyre的指控把错误藏得很巧妙，因为在做主成分分析时，一般会得到好几个主成分，按照迈克尔·曼的做法，前两个主成分是显著的，其中冰球杆曲线是第一个主成分，空间分布代表了全球温度的一致变化。而采用McIntyre的方法之后，冰球杆曲线就成为第四个主成分，而如果只分析前两个主成分，那自然不会有冰球杆曲线了，在某一些程度上来说，McIntyre是把冰球杆曲线藏了起来。
这个错误很快就被气候科学家指了出来，2005年5月份，美国国家大气研究中心（NCAR）的研究人员（Eugene Wahl和 Caspar Ammann）就指出这一错误，并指出McIntyre在数据处理和随机数统计模型生成方面存在严重错误，他们宣称使用的红噪声其实并不是简单的红噪声，而是比红噪声持续性更强且毫无科学依据的噪声。这种不恰当的噪声模型让他们既能大幅低估实际代用重建数据的可靠性，又能严重高估从噪声中“冰球杆”式图像的可能性(Ammann and Wahl, 2007; Wahl and Ammann, 2007)。
科学家迅速对McIntyre的文章进行了反击。2005年，在《地球物理研究通讯》杂志上针对麦金太尔和麦克基特里克的论文发表了两篇独立评论(Huybers, 2005; von Storch and Zorita, 2005)，作者分别为
冰球杆曲线年IPCC第三次评估报告的冰球杆曲线年IPCC第六次评估报告中的冰球杆曲线
21世纪初还没有Facebook、Twitter (X)、Tiktok等社会化媒体，那时候的主战场是博客，反气候群体四处发布博客文章，科学新闻的Junkscience、TechCentralStation和Newsbusters等网站充斥着各种反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的观点，反气候群体也纷纷建立自己的博客平台，例如约翰·戴利（John Daly）建立Waiting for Greenhouse（）、Patrick Michaels建立“世界气候报告”（World Climate Report），弗雷德·辛格（Fred Singer）建立的“科学与环境政策项目”（SEPP，）。McIntyre和McKitrick 也在早期的网站Climate2003 不断发表博客文章。2005年起，他们建立起博客平台“气候审计博客”（Climate Audit，），2007年，气候审计还成为2007年网络博客奖“最佳科学博客”的获奖者。看出来，不靠谱的科学家比靠谱的科学家更努力。我检查了一下，这些主要的博客平台还都活着，平台上发布的文章还在融入互联网的知识库之中，影响着全球的读者，这场全世界内的气候战争还远没有结束。
在这种背景下，迈克尔·曼看不下去了，他和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戈达德空间研究所的加文·施密特（Gavin Schmidt）、德国波茨坦大学的教授斯特凡·拉姆斯托夫（Stefan Rahmstorf）、华盛顿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系教授埃里克·斯坦（Eric Steig），在非营利组织环境媒体服务（Environmental Media Services，EMS，后来改为Science Communication Network）的帮助下，于2004年12月10日，建立起博客平台“真实气候”（RealClimate，），展开科普文章大战，2005年，这个博客平台被《科学美国人》杂志评为25个最好的科学平台之一。
迈克尔·曼被反气候变化群体折腾得够呛，他不断收到邮件、电话的死亡威胁，甚至收到了疑似带有炭疽病毒的包裹，这使得美国FBI不得不介入。各种丑化迈克尔·曼的动漫在网上传播，认为他是骗子的谩骂铺天盖地而来。针对他的传唤和独立调查也应接不暇。2003年7月29日，美国参议院环境与公共工程委员会在华盛顿特区召开听证会，主题是“气候历史以及汞排放的命运、传输和健康效应的科学依据”[4]，迈克尔·曼被要求出席作证。
这次听证会由参议院环境与公共工程委员会主席詹姆斯·英霍夫（James M. Inhofe）主持，作为俄克拉荷马州的共和党参议员，詹姆斯·英霍夫是著名的反气候变化人士。他与气候怀疑论智库和资助者关系紧密，如哈特兰研究所（Heartland Institute）和美国企业研究所（AEI），据据，2000-2010年间，英霍夫从石油和天然气行业获得超过150万美元竞选资金。他通过参议院演讲和媒体采访（如Fox News、C-SPAN），将气候怀疑论推向公众视野，还出版了反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图书《最大的骗局：全球变暖阴谋如何威胁你的未来》（The Greatest Hoax: How the Global Warming Conspiracy Threatens Your Future）。英霍夫强烈反对1997年的《京都议定书》，支持1997年参议院以95:0通过伯德-哈格尔决议（Byrd-Hagel Resolution），该决议反对美国加入对发展中国家豁免的国际气候协议。在2009-2010年，英霍夫反对《美国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Waxman-Markey Bill），并在参议院推动听证会质疑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EPA）的温室气体监管权力。
在2003年听证会的前一天（7月28日），英霍夫在参议院演讲中，说出了那句著名的话：“全球变暖是有史以来最大的骗局”（the greatest hoax ever），由他推动的听证会从一开始就定下了质疑气候科学的基调。
参加听证会的还有威利·宋和大卫·莱加特（David Legates），这两位同样以质疑全球变暖而知名。威利·宋是哈佛-史密森天体物理中心的研究员，以发表质疑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主流观点的论文和在怀疑论活动中活跃而闻名。他的工作常聚焦于挑战人类活动导致全球变暖的证据，强调自然气候变率（如太阳活动）。威利·宋与哈特兰研究所、美国企业研究所（AEI）和乔治·马歇尔研究所关系密切，多次参加在哈特兰研究所组织的“国际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会议”上演讲，推广其太阳驱动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的观点。通过媒体和演讲，威利·宋将怀疑论观点带入公众领域，影响对气候政策的民意。根据媒体（如2015年《》报道和《卫报》报道[5]）信息，威利·宋1998-2014年期间接受了超过120万美元的化石燃料行业资助，包括埃克森美孚、美国石油学会（API）和科赫家族基金会，资助严重损害了威利·宋的科学信誉。然而，在2003年，这些资助都还藏在暗处不为人知。再多说一句，
大卫·莱加特早期是特拉华大学的气候学家，以质疑气候模型的准确性和人类驱动变暖的程度而知名，在2000年代因其怀疑论立场与州政府发生冲突，最终被解除州气候专家职务。莱加特与哈特兰研究所关系密切，担任其气候科学顾问，并在“国际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会议”（反气候群体的国际会议）上多次演讲，他与美国企业竞争力研究所（Competitive Enterprise Institute）和国家政策分析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Policy Analysis）等智库合作，撰写反气候政策的报告。他还在保守派媒体（如 The Daily Caller）和怀疑论网站（如Watts Up With That）发表文章，质疑气候变化的紧迫性和政策必要性。2020年9月，大卫·莱加特被特朗普政府任命为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NOAA）的高级官员（商务部副助理部长，负责观测和预测事务），在位期间莱加特利用政府职位推广怀疑论，以影响联邦气候政策。2021年1月拜登政府上台后，莱加特被光速撤职。
2003年的这次听证会是关于美国气候科学和政策的分水岭事件，标志着反气候变化组织已经通过政治议题影响科学结论和科学研究。尽管听证会名为探讨气候历史和汞排放的科学问题，但实际上，气候讨论占据了主导地位。英霍夫作为反气候变化人士，利用听证会挑战全球变暖的共识。他质疑迈克尔·曼的”冰球杆曲线”夸大了近期的变暖趋势，忽视了历史气候变化的证据，如中世纪温暖期和小冰期。
迈克尔·曼当时38岁，是弗吉尼亚大学环境科学助理教授。他在证词中详细解释了他的研究方法，强调“冰球杆曲线”是基于大量的气候代用数据（如树轮、冰芯、珊瑚等）得出的结论，并得到了多个独立研究的支持。他指出，20世纪的气温上升是人类活动导致的，这一结论得到了国际气候科学界的广泛认可。
威利·宋则反驳说，迈克尔·曼的研究忽略了大量显示过去气候波动的证据，特别是中世纪暖期和小冰期的存在。他认为，迈克尔·曼的图表简化了气候系统的复杂性，没有最大限度地考虑自然因素的影响。他还指出，迈克尔·曼的研究中存在统计方法上的问题，导致对过去气温的低估。大卫·莱盖茨则从统计学角度对迈克尔·曼的研究提出质疑，他认为气候模型存在不确定性，特别是在处理代用数据时。他还指出，迈克尔·曼的研究没有最大限度地考虑其他可能的气候影响因素，如太阳活动和火山爆发。
听证会的高潮出现在詹姆斯·英霍夫对比迈克尔·曼、威利·宋和大卫·莱加特的各自绘制的图。英霍夫说如果迈克尔·曼的结论被接受，将对美国经济产生重大影响。他引用了经济模型的预测，认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将导致能源价格持续上涨和经济稳步的增长放缓。迈克尔·曼回应说，他的研究是基于严格的科学方法，并且得到了国际科学界的广泛认可。他还指出，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的负面影响已经显现，如果不采取行动，未来的影响将更加严重。
这场听证会最终没有得出明确的结论，突出了气候科学在美国政策制定中的分歧，是政治和经济利益在科学讨论中的体现。这场听证会也并没有给气候科学的争论画上终止符，相反，还进一步加剧了气候科学的公共和政治辩论，这正是能源等利益团体喜闻乐见的结果，只要是辩论，就会让质疑的声音传播得更广，从而成功地将质疑打入美国气候政策之中。
这场听证会也让迈克尔·曼的“冰球杆曲线”成为气候科学争论的象征，并进一步成为斗争的焦点。2005年6月23日，美国众议院能源与商业委员会主席乔·巴顿（Joe Barton）和监督与调查小组委员会主席埃德·惠特菲尔德（Ed Whitfield）联合致信IPCC、美国自然基金会，以及迈克尔·曼、布拉德利和休斯三位科学家，要求他们提供有关气候研究的完整记录，还要求科学家们提供个人财务和职业信息、他们所在机构获得的资助信息，以及用于生成研究结果的确切计算机代码。乔·巴顿是来自得克萨斯州的共和党人，因其对环境和空气质量法规的一贯反对而被批评为“烟雾乔”（Smokey Joe）。这一举动遭到了众议院科学委员会主席谢尔伍德·博伊尔特（Sherwood Boehlert）的强烈批评。博伊尔特也是一位共和党人，但他以推动科学和环境政策而著称。博伊尔特告诉巴顿，这是一项“误导性的且不合法的调查”，并指出这种调查应该由科学委员会来负责。博伊尔特在给巴顿的信中写道：“我对你调查的主要担忧是，它的目的似乎是为了恐吓科学家，而不是向他们学习，试图用国会的政治审查取代科学审查。”
人亨利·沃克斯曼（Henry A. Waxman）也要求巴顿撤回这些信件，并指出巴顿在担任委员会主席的十一年间，从未举行过关于全球变暖的听证会，且“强烈反对委员会中所有关于全球变暖的立法努力”。
美国国家科学院（NAS）主席拉尔夫·西塞罗内（Ralph J. Cicerone）也写信给巴顿，表示“基于众议院商务委员会的权力进行的国会调查，可能不是解决科学问题的最佳方式，对个别科学家的关注可能会产生恐吓效果”，并提议由NAS成立一个独立小组来调查此事。然而，巴顿拒绝了这一提议。
迈克尔·曼、布拉德利和休斯分别正式回信，详细回应了巴顿和惠特菲尔德的要求。2005年7月15日，迈克尔·曼在信中强调，他们的数据和必要的方法信息已经完全公开，全部符合国家科学基金会（NSF）的要求。尽管NSF的政策是计算机代码“被视为研究人员的知识产权，不受披露要求的约束”，但迈克尔·曼等人很早就在他们的FTP网站上提供了用于生成冰球杆曲线的计算机程序，其他科学家已经可以依据这些信息复现他们的工作。
科学界对巴顿的调查表示抗议，美国心理学家艾伦·莱什纳（Alan I. Leshner）代表美国科学促进会（AAAS）写信给巴顿，表达了对这些信件的深切关注，指出这些信件给人的印象是“试图以某种理由来诋毁这些特定的科学家和发现，而不是寻求理解”。莱什纳指出，迈克尔·曼等已经提供了他们的全部数据和方法描述，并且他们的研究并不是IPCC第三次评估报告中唯一支持“最近温度可能是1000年来最暖”的证据，“在许多经过同行评议的论文中，有许多独立的证据链，都可拿来支持这一观点”。
2005年7月23日，《》对此事发了一篇社论，将这次调查描述为骚扰，指出这次调查是“冒犯性的、全面的、恐吓性的”，并引用了AAAS莱什纳的话，“这种调查在他作为政府科学顾问22年中前所未有的”，他担心这可能会“对人们在政治相关领域工作的意愿产生寒蝉效应”。气候学家本杰明·桑特（Benjamin D. Santer）在接受《新科学家》采访时指出：“有些人认为，如果他们能让迈克尔·曼倒台，他们就能让IPCC倒台。”
2005年11月，科学委员会主席谢尔伍德·博伊尔特请求美国国家科学院对这一问题做出详细的调查。国家科学院安排其下属的国家研究委员会（NRC）成立了一个由杰拉德·诺斯（Gerald North）领导的特别委员会来调查并报告。经过半年多的审查过程，NRC的报告于2006年6月22日发布，报告题目为《过去2000年地表温度的重建》[6]。报告得出结论，20世纪最后几十年的全球平均地表温度高于过去四百年间的任何可比时期，对此学界有高度信心。另外，尽管在冰球杆曲线年期间）气温重建不确定性较大，但这些不确定性并不影响20世纪气温升高的显著性，并且这一结论得到多项研究和代用资料证据的支持。真金不怕火炼，调查肯定了迈克尔·曼研究结论的严谨性。
乔·巴顿对此并不满意，他委托乔治·梅森大学的统计学家爱德华·韦格曼（Edward Wegman）进行“独立”调查，韦格曼找来自己的研究生雅斯明·赛义德（Yasmin H. Said）和另一位统计学家大卫·斯科特（David W. Scott）参与工作。2006年7月14日，韦格曼的报告发布在《华尔街日报》上[7]，报告题目为《关于“冰球杆”全球气候重建的特别委员会报告》（Ad Hoc Committee Report on the ‘Hockey Stick’ Global Climate Reconstruction）。韦格曼报告多少有点潦草，它重申了McIntyre等关于迈克尔·曼研究中统计方法存在缺憾的主张，但没有进一步说明如果消除这一些缺陷是否会对结果产生显著影响。报告一部分重点对气候科学界的同行评审过程提出了质疑，认为该领域的同行关系过于紧密，可能限制了对迈克尔·曼工作的批判性审查。然而，报告也指出，它并没有质疑全球变暖的趋势本身，而是集中在统计问题上。
2006年7月，关于“冰球杆曲线”的争议进入了高潮，美国众议院能源与商业委员会的监督与调查小组委员会举行听证会来讨论这一事件。2006年7月19日，听证会在华盛顿特区众议院办公大楼2322号房间举行。听证会由监督与调查小组委员会主席埃德·惠特菲尔德（Ed Whitfield）主持，目的是审查迈克尔·曼“冰球杆曲线”的统计有效性，同时讨论刚刚发布的韦格曼报告和国家研究委员会（NRC）关于温度重建的报告[8]。
杰拉德·诺斯（Gerald North）：德克萨斯A&M大学的气候学家，NRC小组的主席；
托马斯·卡尔（Thomas Karl）：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NOAA）国家气候数据中心的主任；
斯蒂芬·麦克因泰尔（Stephen McIntyre）：独立研究者，对MBH98/99提出批评的共同作者；
这是一次针锋相对的听证会，韦格曼报告vs NRC报告，麦克因泰尔vs气候学家卡尔和克劳利。
韦格曼强调，他的报告专注于统计问题，而不是全球变暖的有效性本身，但主张气候研究需要更加多的统计专家参与。诺斯本人就是统计学专家，是气象领域最早对主成分分析进行研究的科学家之一，在气候数据分析中的“North经验法则”(North et al., 1982)就是他提出来的，用来量化经验正交函数（EOF）分解中的抽样误差，并给出判断EOF是否“统计显著”的标准。诺斯承认韦格曼的一些统计批评有道理（如主成分分析问题），但指出纠正这样一些问题对结果没有太大影响，并不会显著改变“冰球杆曲线”的形状。他指出，后续的重建研究证实了迈克尔·曼的发现，这说明关于统计方法的批评其实只是细枝末节。
麦克因泰尔重申了他在2003年和2005年论文中的观点，认为迈克尔·曼的算法有问题，倾向于产生“冰球杆”形状，并且还存在数据处理等问题，声称“冰球杆曲线世纪变暖的独特性。卡尔和克劳利指出多个独立研究（如使用珊瑚、冰芯）产生了类似的“冰球杆曲线”。克劳利强调，自然变率（如太阳、火山活动）无法解释最近的变暖，进一步证实了人类活动导致的温室气体的作用。
这次听证会充满争议，包括约翰·丁格尔（John Dingell）等的人，质疑巴顿和惠特菲尔德关注迈克尔·曼工作的政治动机。他们都以为这是一种试图破坏气候科学的行为，而不是增强科学理解。几位科学家也批评韦格曼报告未经同行评审，报告组甚至没有气候学家参与，缺乏气候科学专业的知识，范围狭窄，从而对其客观性提出质疑。总之，这又是一次吵架大会。
一次吵架不处理问题，就再来一次，2006年7月27日，第二次听证会在众议院办公大楼2123号房间举行，会议依然由监督与调查小组委员会主席埃德·惠特菲尔德（Ed Whitfield）主持。这次听证会依然没有邀请迈克尔·曼参加，参与者包括：
约翰·克里斯蒂（John Christy）：阿拉巴马大学亨茨维尔分校的大气科学家，克里斯蒂也是一位气候怀疑论者；
杰伊·古尔利奇（Jay Gulledge）：皮尤全球气候变化中心（现C2ES）的高级科学家；
斯蒂芬·施奈德（Stephen Schneider）：斯坦福大学的气候学家；
库尔特·库菲（Kurt Cuffey）：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古气候学家；
这次听证会是上一次口舌大战的延续。约翰·克里斯蒂支持韦格曼对迈克尔·曼统计方法的批评，认为“冰球杆曲线世纪的变暖相对于早期数据的独特性。克里斯蒂强调自然气候变率，质疑对代用数据的依赖，代表了典型反气候群体的观点。美国科学院院长拉尔夫·西塞罗内重申了NRC的发现，即冰球杆曲线所反映的“最近的变暖是前所未有的”的结论是稳健的，特别在过去400年的数据里是可靠的。他指出，尽管不确定性随着回溯时间而增加，但多项研究支持迈克尔·曼的工作。他澄清说，韦格曼报告关于统计方法的批评是有效的，但并不能否认变暖趋势。
杰伊·古尔利奇批评韦格曼报告未能考察更广泛的气候科学背景，指出报告对统计的关注过于狭窄，忽略了那些证实“冰球杆曲线”的独立研究结果，未能挑战人类活动导致变暖的证据。斯蒂芬·施奈德强调气候模型和观测数据（如海平面上升、冰川退缩）的一致性，这一些数据支持了人类活动导致的变暖。库尔特·库菲讨论了古气候学的进展，指出新的代用数据（如钻孔、石笋）一致显示20世纪温度急剧上升。
听证会以党派争论为特点，人指责小组委员会针对迈克尔·曼，从而在气候科学中制造怀疑，而共和党人则将他们的调查描述为确保科学严谨性。施奈德指出，巴顿作为气候怀疑论者，由他委托的韦格曼报告未经同行评审且缺乏气候专业相关知识，缺乏公正性。巴特·斯图帕克（Bart Stupak）等人认为关注迈克尔·曼的工作分散了对气候变暖压倒性证据和政策行动需求的注意力。
尽管韦格曼报告对迈克尔·曼的统计方法提出了批评，但国家研究委员会（NRC）的报告得到了更广泛的科学界支持。NRC报告确认了“冰球杆曲线”的核心结论，即最近的变暖在过去1000年中是前所未有的，这一结论在科学界得到了广泛认可。听证会最终确认，“冰球杆曲线”争议并未改变科学界对全球变暖的广泛共识。尽管存在方法论上的争议，但这些争议并没有削弱采取气候行动的紧迫性。人强调，应该将注意力集中在应对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的政策上，而不是继续质疑已得到广泛认可的科学结论。
真金不怕火炼，调查肯定了研究结论的严谨性。这不得不让人感慨，科学家对温室气体的飙升发出危险警报，社会应该为科学家送上感谢信，而现实很残酷，科学家得到的是传唤和谩骂。
而反气候群体则赚的钵满盆满，威利·宋和莎莉·巴利乌纳斯当时是马歇尔研究所的有偿顾问，该研究所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持怀疑态度，并且反对《京都议定书》等有关政策，研究所与石业团体深度绑定，是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的重点资助对象，根据揭露，光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在1997到2015年期间就资助马歇尔研究所86.5万美元。McIntyre则被加拿大特雷洛尼矿业与勘探公司（Trelawney Mining and Exploration Inc.）聘为董事会成员，后来还担任过董事长。
直至今日，冰球杆曲线年全球气温变化的独立研究已经有几十个，得到的历史数据重建曲线完全印证了迈克尔·曼当年结果的正确，这些相互独立的曲线组成“冰球杆曲线年发表在Science上的一篇文章(Marcott et al., 2013)，把对地球过去温度的重建序列延伸到11300年前，结果揭示，地球在全新世早期（10,000至5000年前）的经历温暖期之后，在全新世中期到晚期（5000年前）冷却了~0.7°C，在大约200年前的小冰河时代达到全新世最冷的温度。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我们星球变暖的速度比上一个冰河时代结束以来的任何一个时间里都要快。
2021年，联合国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专门委员IPCC发布了第六次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评估报告，报告说明，“人为影响以至少2000年以来前所未有的速度使气候变暖”，现在的曲棍球杆更长，球杆前端的冰刀更长更锋利，揭示出我们目前变暖史无前例，更凸显出应对气候危机的紧迫性。
然而，谣言一张嘴，辟谣跑断腿。反气候群体只负责向全球传播关于“冰球杆曲线”的问题和所谓“丑闻”，而从不传播后续的科学进展和更多的独立研究，也不会介绍“冰球杆曲线联盟”，这导致早期的谣言持续流传，时至今日，麦金太尔（McIntyre）等还是我国自媒体口中反对气候权威的“扫地僧”“不世出的民间高人”，甚至科学界的许多人也只听过“丑闻”，而根本不知道后续的发展情况。
在美国气候科学家与反气候变化群体进行“气候战争”的时候，我国科研人员并非置身事外，也在关注着事件的进展，并秉承“公允”的态度对双方的观点都进行介绍。例如，2013年，我国的《自然杂志》刊发了一篇名为《“气候门”与20世纪增暖的千年历史地位之争》的综述文章，对以上的调查的最终结果进行了介绍，最终给出结论：“最新的研究结果为:虽然20世纪增暖迅速，温暖程度也很明显，但在过去千年中并不是空前的。”这一观点与“冰球杆曲线”的结论完全相反，是反气候变化群体最喜欢的结论。当我国科研人员看似公允和平衡地报道双方观点的时候，就已经将质疑论带到了国内学术和媒体内容里，科学家和记者们不得不谨慎啊。
另外，本文提到的威利·宋是马来西亚华侨，曾供职的哈佛-史密森天体物理中心（Center for Astrophysics Harvard & Smithsonian，简称 CfA）并不是哈佛大学的下属机构，而是由哈佛大学和史密森学会共同组建的合作研究实体，其运作基于双方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而非传统的大学院系或独立法人结构。在爆出他接受石油团体资助并从事反气候科学事件后，哈佛大学的教授和学生对此群情激奋，《哈佛大学校报》给出解释，他们对CfA没有管理权，2021年，CfA停止与其续约，官方理由是“经费结构变化”，威利·宋自称“被取消”。威利·宋接受石油机构资助写质疑气候文章，内容错误百出，欧美的学术期刊和正规研究机构对他退避三舍，这相当于在学术领域自掘坟墓，美国地球物理联盟（AGU）多次拒绝其大会摘要。从2022年起，他以“独立科学家”身份参加活动，依托个人网站与右翼媒体发声，自称“学术难民”。然而，他却在我国找到了“知音”，成为多个科研团队的座上宾，不仅有合作文章，而且有合作项目。
2015年，威利·宋和大卫·莱加特等人还在中国刊物《科学通报》上发了一篇论文，成为他难得的几篇“重量级”研究论文，该篇论文批驳IPCC报告，认为IPCC高估了气候反馈过程，导致预测的温度上升远高于实际观测，他们都以为人为全球变暖的影响可能只有IPCC预测的1/3到1/2，本世纪全球变暖不会超过1°C，即使燃烧所有化石燃料，最终升温也低于2.2°C。这是一篇气候否定群体的标志性论文，他将复杂的气候系统简化为一个线性方程，忽略了非线性、区域差异、海洋环流等，也忽略了已经被观测、古气候、云物理研究所支持正反馈过程，主要使用对自己有利的文献（如Lindzen、Spencer等），忽略主流研究更多的研究文献。当然了，实际观测数据很打脸，2024年的全球升温已经逼近1.5摄氏度，远高于这篇文章认为的“不会超过1℃”。这篇文章为何会在《科学通报》上发表？发表的审稿流程是怎样的？这估计也是个精彩的故事。
《脆弱时刻：如何渡过气候危机》由笔者和团队翻译，已经于2024年由东方出版社出版，目前热销中。
[1] 菲利普·科尼（Philip A. Cooney）向美国副总统办公室发送关于弱化气候行动备忘录报道：
[2] 媒体关于威利·宋和莎莉·巴利乌纳斯《能源与环境》文章的报道：
[4] 2003年7月29日，美国参议院听证会“气候历史以及汞排放的命运、传输和健康效应的科学依据”，
[5] 1998-2014年期间，威利·宋接受了超过120万美元的化石燃料行业资助，报道来源
[6] 2006年6月,国家研究委员会（NRC）发布报告《过去2000年地表温度的重建》，
[7] 2006年7月14日，韦格曼的报告发布在《华尔街日报》上,报告题目为《关于“冰球杆”全球气候重建的特别委员会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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